這首歌原名《我的家鄉》，又名《南京知青之歌》。可想而知，它的作者是南京人，而且就是當年的知青，他的名字叫任毅。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屆高中畢業生。他從小就興趣廣泛，愛好藝術。小學的時候參加過南京市著名的小紅花藝術團，學過唱歌。中學時又參加過南京市中學生藝術團，學過二胡和吉它。
1968年年底，正好是12月26日，毛澤東生日那天，南京五中的一批學生坐著卡車，經過了南京長江大橋，來到江浦縣插隊落戶，任毅所在的生產隊正好是公社所在地，于是他們這個知青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會的地方。
1969年夏收之際，南京知青中普遍彌漫著一種下鄉后的失望情緒。
任毅在門上貼了這樣兩段語錄：
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
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
全公社的知青都經常跑到他們這里來聚會，大家情緒都很低落，感到前途渺茫，于是彈吉它的人又多了起來，當時他們那里甚至有“吉它之鄉”的稱號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就唱過去的歌，有一首歌他們唱得特別動情，歌名叫《流浪人歸來》：
“流浪人歸來，愛人已失去。
內心無比凄涼，我活著為什么？應該怎祥活我不敢想，也不愿想，前途在哪里？”
1969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，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個小茅屋里，又把那些歌輪番唱了一遍。唱完之后，大家仍然覺得空虛。這時任毅的一個朋友唐又龍忽然站起來對任毅說：“工人有工人的歌，農民有農民的歌，任毅，你就寫一首我們知青的歌吧。”他這句話給任毅的觸動極大，當晚他就抱著吉它譜寫了《我的家鄉》，整整搞了一個晚上，等到第二天天色發亮的時候，這首歌終于完成了。他在歌譜上寫下了演唱要求：“深沉、緩慢、思念家鄉的”，然后又寫下了“南京市五中集體詞曲”。
這首歌原來是有個雛形的。1964年，南京五中有一批畢業生志愿去了新疆，在戈壁灘上，他們中間有人作了一首歌曲，名叫《塔里木，我的第二故鄉》。當時聽了很為之感動，任毅就在這個基礎上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，節奏也搞得復雜一些，有2／4、3／4、4／4拍，使它能夠更好地表達知青思鄉的情緒，歌詞也重新填過。
這首歌一完成，當即就被人拿去傳抄。然后它開始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。夏收之后，任毅在回南京的輪船上聽到有人唱這首歌，于是就走過去，故意問：“你們唱的是什么？”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：“看你的樣兒倒象是個知青，怎么連這個歌都不知道，這叫《知青之歌》！”
其實當初他寫這首歌時并不敢稱為《知青之歌》，因為這里既沒有豪情壯志，也沒有宏大理想，它只是表述了一種思鄉情緒，表述了知青作為一種非工、非農、非軍、非學的特殊階層的強烈失落感，而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。
據說，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龍江的火車上，一路吟唱這首歌。江西有一個縣的知青在開會前的拉歌比賽中，居然也唱起了這首歌。當時任毅的一些朋友學著列寧評價《國際歌》的口氣說，“憑著這首《知青之歌》，你任毅可以到處找到朋友，找到吃，找到住”。但是，對任毅來說，不但沒有找到吃、找到住，卻是———
不幸降臨，全是因為這首歌。
1969年8月份的時候，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傳來，任毅有個同學叫鄭劍鋒，因為身體有點殘疾，駝背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鄉，他們那個班上的同學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，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們這些下鄉知青回城時的聯絡點。鄭劍峰的手很巧，愛裝半導體收音機。有一天他在調試時，忽然聽到了莫斯科廣播電臺在播放任毅寫的那首歌，他感到很意外，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訴了任毅，并約他第二天在同樣的時刻再去聽。
第二天下午4點鐘，他們躲在鄭家的小屋子里，偷偷地把半導體收音機撥到莫斯科廣播電臺的頻率上，果然很快就聽到了那首歌，他們把它稱之為《中國知識青年之歌》，并采用男聲小合唱的形式，配上小樂隊伴奏，效果搞得很不錯。當時任毅都聽呆了。一來他還是頭一次聽到自己這首歌正規演唱的效果，沒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這么大；二來他意識到莫斯科廣播電臺演唱了這首歌，實際上已經把他置于死地，他的罪名是脫不掉的。因為當時的中蘇關系惡化到對立的地步。
1970年2月19日，陰歷正月十五晚上，那是任毅永遠也無法忘懷的日子。
窗外手電筒雪亮的光柱不時射向茅屋的每個角落。任毅的箱子都被打開了，他們什么也沒找到，因為不久前任毅燒完了所有的文字東西。
“帶上你的洗漱用品，跟我們走！”一個聲音高叫著，插在軍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緊勾著扳機。
任毅舉起戴著手銬的手，輕輕地摘下那已經準備好的放滿牙刷、牙膏、手巾和換洗衣服的書包，隨手套在頭上。在都是拿槍的軍人的押送下，走出了房間大門。不過，這一走，卻再也沒回到農村，從而莊嚴而隆重地結束了所謂“再教育”的歷史時期。
他被推進一個柜臺，經過嚴格的搜身，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褲帶、皮帶，據講為了防止自殺。真是天知道。 “簽名”抓他的人出示了“逮捕征”。
“按上手印，寫好幾點鐘。”依然是那威嚴的聲音，那無表情的臉。
“進去！”任毅還沒有弄清什么就被推了進去，隨著就是關門、上鎖。
“啪”地一聲，門上一個小窗打開了，把任毅嚇了一跳，這小小的窗幾大概只有一寸寬三寸長，以后老犯人講這是“老虎窗”，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轉。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，像停尸房一樣的地板上腳對腳地躺著十幾個人，對剛才發生的一切他們都沒有反響。
帶釘的皮鞋聲漸漸地走遠了，遠了……牢房里的人都活了過來，一個個地坐了起來。坐在大門邊的一個人講道：“你們擠一下，讓一個位置給他。”人們自覺地擠了一下，一個2尺寬的地方便空了下來。
于是，1970年2月19日深夜，西29號牢房里又來了一個新犯人的消息便盡人皆知了。
就在這一間牢房里，他整整被禁錮了165個日日夜夜。一直到8月3日，全省公判大會上宣布10年刑期后，他才被押到勞改農場去服刑。
從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決，這5個月時間里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審訊，而且經常是在夜里。他們逐字逐句地審查那首歌的歌詞，光是一句“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”，他們就搞了任毅好幾天，一定要逼他承認當時不是寫的“深淺”而是“深陷”，任毅因為自己確實寫的是“深淺”，所以拒不承認。雖然是一字之差，可在當時份量大不相同，關于“深淺”，還可以自我批判一番，因為知識青年身上還存在著沒有得到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，沒有工農兵那種一往無前、腳踏實地的精神，所以腳步是深深淺淺的，而“深陷”豈不是成了對上山下鄉的一種污蔑嗎？現在看來這些審訊以及他自己的解釋都是可笑的，但在當時，審訊過程卻無比嚴肅正經。
為了攻下“深陷”這個堡壘，他們在任毅面前拋出了幾十個版本的“知青之歌”，估計都是從全國各地搜查來的，有油印的、有打字的、有復寫紙的、有手抄的，各種樣式的都有，其中確實有不少都是寫的“深陷”，大概在流傳中人們覺得這個詞更能說明知青的狀況吧。
在這五個月期間，任毅一共三次“陪綁”。當時“公判大會”氣氛是很恐怖的，每個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頭上的將是什么命運，在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下，小百姓有可能因為一個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殺身之禍。
使任毅難忘的是當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，有個省革委會副主任主持公判大會，當他宣讀判決書，扯開嗓子高叫“判處死刑”時，全場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來，大家都屏著氣在等下文“立即執行”，只見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開茶杯蓋，抿了一口荼，麥克風里傳出他開蓋、喝水、關蓋子的聲響，然后他平靜地說：“緩期二年執行。拉下去。”人們的心又給放了下來。真不明白他這種驚人的揪動人心的停頓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心理。
在審訊任毅的五個月期間，隔三差五地將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常便飯了，至少開了有30多場批判會，任毅是所謂“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的一個典型”，專門有一個批判的小分隊，將他拖來拖去地巡回批斗。
知青們對他懷有很大的同情。有一次在開完批判會之后，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來，有人示意他到廁所去。在那里，他們擋住了看管人員的視線，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錢和50斤糧票，但是知青們的同情頓時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許還是有希望的。
1970年8月3日，任毅又被拖去參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會，這次被宣判的人中間也有他一個。當判詞讀到他的時候，他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……判刑10年……”
從那天起，任毅開始了長達9年的勞改犯生活，處境自然是十分嚴酷，總之，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。“專政”的滋味任毅算是嘗足了。9年坐牢，僅僅是為了一首歌。現在看來這是多么荒謬的判決，而當年他還為自己只被判10年徒刑而感到過慶幸。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獄的，后來被安排到南京一家絲織廠工作。失去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。
不過，任毅自己也沒有想到，他因此卻得到了珍貴的愛情，那是在他出獄后不久，有一次到一個老同學家里去玩，于是這位同學的妹妹———
也就是他現在的妻子對他和他的經歷都發生了興趣，雖然她比任毅年輕許多，卻執意要和他結合在一起。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東西之后，還是得到了一位年輕姑娘的純真感情。
